中国史学鼻祖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世代史学家的座右铭。历史研究对国家、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贺信中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国历史中总结出很多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继承了历史上优秀的文化基因，吸收了大量利国利民的营养，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作为目前中国历史学界的权威荣誉奖项——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11月20日在北京揭晓并颁奖，清华大学李学勤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等42部学术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1部、二等奖6部、三等奖12部、提名奖23部。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的颁布，既是对郭沫若先生的纪念和缅怀，也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继承和发展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的中国历史学研究事业的一个缩影。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说，他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获得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了。

史金波著的《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获得了本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的二等奖，而他以往的获奖作品《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西夏社会》都与西夏的研究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时强调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揭示出中华民族历史的本质特征，也体现出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性。” 史金波说，“从民族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对增加和完善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加强‘五个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成就令人瞩目，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大亮点。”

过去由于历史资料缺乏，西夏王朝被称为“神秘的西夏”，西夏文被视为“绝学”。

近年来，史金波和同事们将流失海内外的大量西夏文献复制出版，实现了再生性回归，为推动西夏研究夯实了资料基础。

《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就是历时20余年对俄藏残破西夏文草书文献进行的深度研究，成为西夏研究标志性成果。

现在西夏历史的研究不仅突破了西夏文翻译的难题，还闯过了西夏文草书翻译的难关，经多年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创新性、代表性的成果，增强了学术自信和话语权，为文化遗产“活起来”作出贡献。

史金波感受着史学研究的巨大魅力。当他把数百片西夏文草书户籍、账目、契约等残叶经数年时间整理翻译成功时，感到十分兴奋；当他把这些新的资料考证、缀连成系统的西夏经济、社会图景时，感到非常愉悦；再从这些史实总结出西夏社会的特点时，有了更大的获得感；再把西夏社会历史与宋、辽、金朝历史进行对照研究，看到几个王朝都认同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制度，从内心感到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赞叹中国连绵不断历史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延展力，体味到史学深邃的意蕴。

“当然也深切地认识到，民族政权分立时期，民族矛盾加剧，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各族人民都遭受苦难。这些认知提示我们，各族人民应该加强交往交流交融，珍惜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史金波说，他现在年事已高，但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还要继续坚守岗位，不忘初心使命，恪守为人民研究历史的理念，力争在新时代锻造出国家和人民群众需要的创新成果。同时协助组织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为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推动民族史研究尽微薄之力。

“应对长城进行整体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赵现海编著的《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获得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这次获奖是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鞭策我沿着学术前辈开创的学术道路，潜心钻研，投身社会，在这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伟大时代，留下自己虽然渺小，但值得珍视的痕迹。”赵现海说。

赵现海主要研究方向是长城史，曾徒步对明长城的现状进行了全方位调查，获得了大量考察资料。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是2012年出版的，著作在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借鉴区域社会史研究观念，提出“长城制度史”研究模式，在地理与制度两个层面，从整体上对长城军事制度进行了系统考察；讨论处于核心边疆的明代九边军镇建立、发展过程，长城建筑与防御模式的兴起与变化，及其与明朝政权兴亡、东北亚地缘格局变化的关系；从地理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给出了整体性的诠释；并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检讨明代九边长城军镇防御模式对于近世中国疆域界定与近代化进程的整体影响。

今年，距离《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出版已有7年。在7年中，赵现海不断挑战、超越自身的研究，推出两部学术著作。“虽然在研究层次上有所提升，但并未能够在整体上突破《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大体框架与基本观念。” 赵现海坦言，“学术研究不仅要推出新的作品，而且要在研究的视野、方法、水平上，不断推进。最近两年我尝试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古代边疆，希望借此能够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立场展开新的思考。”

当然，历史研究要关照现实，长城保护一直是赵现海关注的。

在赵现海看来，应对长城进行整体保护，这不仅指长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指客观上充当了长城角色的山河，构成的“整体长城”。要从“大长城”的视角出发，进行全面保护与内涵挖掘，尤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以多种形式共同保护。

“在以往的长城旅游开发中，破坏长城原貌的情况屡有发生。不当的旅游开发对长城的破坏更为严重。当前，长城保护可以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但一定要遵循保护的原则，旅游开发不能破坏长城的本来面貌，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赵现海强调。

 “不断发掘甲骨文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

1991年在河南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甲骨坑，出土了刻辞甲骨689片（卜甲684片，卜骨5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亚冰编著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精）》共收录了529版甲骨，其中多数是完整或较完整的龟腹甲，他通过对花东甲骨文例做专题研究，系统归纳花东甲骨文例的特点。

甲骨文例研究是甲骨学的一个分支，甲骨文例包括卜辞文例和记事刻辞文例。孙亚冰总结前人对甲骨文例的看法，认为甲骨文例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卜辞和记事刻辞的行款走向、书契位置、先后次序、字体写刻习惯等；二是卜辞的结构形式（即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用辞、孚辞、兆序、兆辞）、同版或异版甲骨上的卜辞形式（即正反对贞、选贞、同文例、成套卜辞、成批卜辞等）。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1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向长期致力于传承弘扬甲骨文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指出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甲骨文研究人员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国家对甲骨文研究的重视。” 孙亚冰说。

11月20日，又是在人民大会堂，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颁奖仪式”，孙亚冰编著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荣获三等奖。

“郭沫若是学问大家，是甲骨学史上的‘四堂’之一，拙作能获此殊荣，倍感荣幸。” 孙亚冰说，甲骨文是研究殷商史的第一手材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郭老就曾运用甲骨文等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系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作为甲骨学者，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也感到任务艰巨。

在孙亚冰看来，甲骨文是一座金山：“我认为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学科的优秀成果，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不断发掘甲骨文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希望未来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在新时代里，描绘出一幅更为多彩的画卷。”（徐秀丽）

（国家文物局）